1.1
普遍而言，蜂后是一个蜂窠中所有蜜蜂的母蜂;经过与来自其它蜂群中的几个公蜂交配，它便产下受精卵来，而这些受精卵则发展成为全雌性工蜂;它所产下的未受精卵则变成全雄性的公蜂。在蜂后死后，工蜂经常产下未受精卵来，孵经而成为公蜂。然而，当蜂后主宰着蜂群时，工蜂很少会繁殖后代。
按照自然选择理论，工蜂如果在孵化了蜂后所产的卵之外又去孵它自己的卵，或者不去孵蜂后产的卵而仅是孵它自己产的卵的话，它就可以通过这一做法来提高其自身的适应能力，或繁殖其基因的能力。但一个典型的工蜂的适应能力反而会降低，如果其它工蜂的雄性后代(具有较少的与该工蜂相同的基因材料)替代了蜂后的雄性后代(该工蜂的同胞“兄弟”)的话。科研人员，为了检验工蜂们一般会以某种方式阻碍相互间繁殖后代的企图这一假设，将工蜂和蜂后所产的未受精卵置于同一个蜂窠中。其它工蜂迅速地将该工蜂的卵吞食一空，而蜂后的卵却安然无恙。
1.2
一些经常与糖尿病相伴随的并发症，如视力和肾功能的损害，现在被认为起源于缺乏对血液葡萄糖浓度持续不断的控制。健康的胰腺，针对血液葡萄糖浓度的增加，会在整个白天释放出少量的胰岛素，从而将葡萄糖浓度维持在生理限度内(血糖量正常)。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每天仅能获得一次大剂量注射。因此，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量会在两次针剂注射期间发生严重波动变化，科学家指出，并发症就源于这些血糖高含量期(备糖量过多)。因此，许多研究者相信，恢复血糖量正常状态或许能遏制住这些并发病的发展，甚至或许能逆转这类并发症。
1.3
氟化物抗牙齿蛀蚀的成功现在已是众皆公认的了，并且毫无疑问地不乏其社会效用。然则，氟化物的有毒属性一个世纪以来也为人熟知。在人类身上，在许多年内过量的摄入(对成人而言每天超过 4 毫克)会导致骨骼氟中毒——一种清晰可辨的骨骼病症。而在某些植物种类身上，氟化物的毒性要甚于臭氧、二氧化硫或杀虫剂。
某些重要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骨头中氟化物的含量会变得有毒，其确切的下限究竟是什么，现在尚无定论。此外，虽然来自水和空气的氧化物纳入量相对易于评估，但要估算出一特定的人口会从食品中氟化物含量相差甚远。
1.4
一九四八年二月，巴黎人民举行暴动起义，反抗路易—菲律普的君主立宪制(the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f Louis-Philippe)。尽管不乏极好的叙事描述，被称为“二月的日子”的这场起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学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所忽略。对于十九世纪的巴黎其它三次重大暴劝——1830年7月，1848年6月以及1871年5月——中的任何一次来说，都至少存在对参加者背景的大致描述以及对这些起义发生的原因或多或少甚为严谨的分析。唯独在二月革命(the February Revolution)这一情形中，我们缺乏一种有用的有关参加者的描述，而这一描述则有可能按照社会历史有关革命动员过程所教给我们的内容来勾画出这场革命的性质。
对于这种相对的忽视，有两个原因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二月起义一直因为六月起义而被弄得相形见绌。二月革命被推翻了一个政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遭到如此少的抵制，以至于它没能产生任何真正的历史剧变感。而另一方面，继此之后发生的那场革命却似乎将两大社会经济群体置于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故这场革命被当代观察家们广泛视作标志着一次历史性的重大转折。通过他们的解释(正是这些解释对我们有关革命过程的理解产生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六月事件的影响得以被渲染夸大，而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无心而为的后果，二月起义的意义则被贬低了。其次，如同其它“成功的”起义那样，二月事件没有能够产生最为可取的历史记载。尽管1848年的六月起义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藉任何标准来评判都有可能被视作十九世纪法国历史的分水岭(watershed)，它们同样也为社会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重大的优势：这些失败的起义，作为政府当局力图搜查出并惩罚叛党的一个副产品，造成了大量无价的文件记载史料。
然而，象1830年七月和1848年年二月此类成功的起义，其后果却全然不同。起义的成功经验不断被复述，但参加者普遍重新操起其日常例行惯事，从不曾将其活动一一记录下来。那些起过显赫作用的人变成了极为渲染的文字记述的对象，或者，在不多的一些情形中，成为当代刊物中歌颂德性文章的对象。诚在，每次起义公认的领袖们经常地撰写回忆录。但是，这类文档有可能是极不可靠的，缺乏代表性的，且不能得到系统的保存，尤其是当它们相比于紧随每一次失败的起义之后为每一个遭逮捕的人所准备的那些详尽的法律卷宗。因此，若想为一次成功的革命建立起所有参加者的一种综合而又可信的记述，或者想要回答我们有可能针对起义者的社会背景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这可能会显得甚为困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